日前，一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，只因未通过面试，竟现场拔刀威胁女员工。这则新闻在一些网站上被归到“趣闻”、“搞笑视频”一类。
但很显然，这样的“趣闻”一点也不“搞笑”——近日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报告显示：在16~29岁的青年人口中，2005年的就业率为65.9％，比2000年低6%。由此看来，“硕士求职不成拔刀威胁”的极端个案，其偶然性中，潜伏着群体性焦躁情绪的必然释放。
就业难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但它是否是今日中国的“新病”？只要略为回顾历史，就可得出否定的回答。几千年来，低下的生产率使得农业经济需要大量劳动者，因此中国农村千百年来是不存在“失业”问题的。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，以前需要3个农民的活现在1个人就可以搞掂，在耕地数量有限的情况下，于是农村社会逐渐出现了“剩余劳动力”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时期，国家用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将农民“捆”在土地上，同样导致了“职业农民”的过剩。
而与此同时，类似现象在城市里也大量存在。改革开放前的“城市人口”基本没有饭碗之忧，即使短暂“待业”后也总能找个岗位。而正是国企担负着为他们提供饭碗的沉重政治任务。于是，城市里高就业率的表象下，掩盖着“2个人的活4个人干、2个人的工资4个人分”的低效模式。而且，一旦城市就业难题加剧，这种“劳动力过剩”的压力更要向农村转嫁——上世纪60年代初期2600万城市人口（占当时全国城市人口的20%以上）回乡是一例，“文革”中1600万知识青年（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）上山下乡恐怕又是一例。
这就是我国城市和农村长期存在的“隐性失业”。时至今日它依然在某些群体内存在，如大学生借读硕读博以求“就业缓冲”等。由此可见，失业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，沉湎于旧日所谓“全民就业”的海市蜃楼不仅于事无补，更容易掩盖问题实质、谬以千里。
这就引出一个问题—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萧条时期，“就业难”还好理解，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，本应提供大量新增就业岗位，使得劳动力市场供需天平更有利于求职者，但为何竟也遭遇“前所未有的”就业难题？比较合理的解释是：其一，此前长期“隐性就业”所积蓄的能量，在改革开放这一转型期以“压锭”、“下岗”等方式集中强制释放，从而震撼力格外巨大。其二，大学扩招后，此前一部分本可流向技工岗位的青年也进入大学，并相应提高岗位预期，从而导致面向大学毕业生的岗位愈显供不应求。
因此，与其说近些年就业难问题更突出，不如说是改革大潮让大量“隐性失业”重新“浮出水面”。而暴露无疑比隐藏更有利于解决问题。在此，提供一种思路——当前，“民工荒”（更准确地说是“技工荒”、“蓝领荒”）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，流行的观点是建议大学生放低身段，去从事“低端的”蓝领岗位，这种建议当然没错，但反而观之，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些岗位薪酬过低？既然出现“荒”，就理应提高薪酬、体现供求关系变化；否则，如果企业依旧沉醉于昨日尽享超低廉劳动力的遗梦、政府不尽早立法强制提高劳动者目前依旧偏低的薪酬，则“蓝领荒”和大学生就业难这样的结构性错层仍将难以对接。